香港最近因為反對派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印發(fā)，從6月9日開始了大規(guī)模的連續(xù)不斷的示威活動，迄今還未結束。
目前圍繞香港逃犯條例修訂問題的紛爭，實質是管治權之爭。背后的問題，則關涉香港未來民主發(fā)展的路向選擇、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遠發(fā)展，以及“一國兩制”下國家和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利益。
（圖片來源：人民日報微博）
我們試圖從香港特區(qū)政府前中央政策顧問劉兆佳先生所著的香港社會“三部曲”以及《經濟導刊》對其專訪的內容中全景觀察本次風暴，并進行剖析：香港到底怎么了？如何理解這次風波？以及香港人的政治心態(tài)到底是怎樣的？
1. 政改紛爭的本質是管治權之爭
思考香港的政治現象，包括香港的民主發(fā)展，要從香港的獨特性考慮。
認識香港的民主發(fā)展不但要著眼現實，還要從歷史的角度出發(fā)，分析香港所處的國際國內環(huán)境、中國和英國的關系、香港的歷史背景和香港內部政治勢力的對比。
香港的民主進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，起因是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現。
在此之前，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一方面實施開明的懷柔管治，包括尊重法治、人權和自由，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等，另一方面將政治權力牢牢掌握在手中。
在回歸問題出現前，英國政府從未在香港啟動民主化計劃。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中，不論是出于反對殖民主義或是為了爭取政治權力，香港都沒有出現過強大的民主運動。
20世紀80年代初，香港前途問題乍現，香港的民主化進程也隨之啟動。
由于缺乏強大的政治組織和公民團體來推動民主，香港人雖然民主訴求上升，但香港的民主進程卻只能由中英兩國來主導。
英國政府為了穩(wěn)定香港人對殖民政府的支持，從而實現“光榮撤退”，在回歸前十幾年加大了懷柔管治的開明度，包括開啟所謂民主改革。
中國政府認為，香港在結束殖民統(tǒng)治、回歸祖國后，能有一個民主程度更高的政治體制，將是香港人和內地同胞樂見的事，同時也彰顯香港人作為中國公民新的政治權利和當家作主的地位。
但另一方面，民主化只能配合和促進一國兩制下香港政治、社會、民生等各方面的發(fā)展，有利于香港與內地的融洽相處，特別是要建構良好的中央與特區(qū)的關系。
顯然，中國政府的這個目標是英國人不能認同和接受的，中英雙方對香港民主化的內涵、目標、規(guī)模和速度有著嚴重且不可彌合的分歧。
香港學界很多人，尤其年輕一輩，早已服膺西方民主政治。他們想在香港建立西方民主政體，實行一人一票選舉、政黨輪替執(zhí)政。
他們甚至希望，香港的西式民主實踐能夠拉動中國的民主發(fā)展，使香港成為中國走向和平演變的橋頭堡。即便西方民主最終未能在香港植根，至少也可以讓香港發(fā)展為獨立政治實體，達到完全自治，在“一國兩制”下發(fā)揮“民主抗共”的作用。
這樣的立場是中央和香港的建制勢力堅決反對的。
中央和建制派基本上從落實“一國兩制”，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(fā)展利益的角度來看香港的民主改革，民主化發(fā)展不能凌駕于其他重要目標之上，不能損害香港的繁榮穩(wěn)定，破壞中央和特區(qū)的關系。
但反對派民主改革的立場甚為具體，爭取的決心也很大。可在推動民主化和香港的經濟社會改革上，他們的主張卻頗為空泛和模糊。
（圖片來源：大公報）
畢竟，對他們來說，沒有什么事比奪取管治權更重要；唯有權力在手，其他政治、社會和經濟目標才可能實現。為此，他們視中央政府為對手，集中力量向其施壓，同時與建制派爭奪權力，形成尖銳對立。
基本立場南轅北轍，使香港不同的政治勢力難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框架中共存，香港社會各界在回歸后沒有形成一個“政治命運共同體”，以致政治沖突連續(xù)不斷。
在這種惡劣、緊張的政治環(huán)境中，不但特區(qū)的管治效能被削弱，穩(wěn)定和發(fā)展受損，香港的民主化道路也崎嶇不平、前景不明。
不論目前香港的風暴何時結束，香港的民主化進程遠未完結，與其相關的政治沖突可能還會延續(xù)不斷。
2. 內地崛起改變了香港人的心理預期
香港現在的問題是最近幾年出現的，需要具體分析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中央政府和部分港人——不是全部港人，多了一些矛盾。
改革開放前，大部分香港人跟內地同胞處于一種隔絕狀態(tài)，彼此在社會、文化、制度、價值觀、生活方式上形成了分歧，這種隔膜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化解的。
但話說回來，“一國兩制”正是針對這種差異的情況提出的，就是要讓香港保留原有的制度、價值觀和生活方式，讓香港人可以放心回歸。
現在出現問題，不是因為“一國兩制”本身，而是環(huán)境發(fā)生了一些變化，使部分香港人對香港的未來多了一份憂慮。
其大前提是，中國內地崛起太快，對香港的影響力越來越大，一些港人害怕自己原有的“好東西”保不住，會逐步消失。
一直以來香港人有一種看法，就是在“一國兩制”下，內地長期依靠香港，香港源源不斷地向內地輸出各種各樣的影響力，經濟上的、金融上的、價值觀和制度上的。
這種看法也不完全錯誤，香港確實在一些領域給內地提供了參考經驗，甚至持續(xù)具有一定的影響力。
但香港回歸以后，內地崛起太快了，內地作為經濟體相對于香港越來越大。
以前香港人的心理預期是，香港單向對內地的影響和內地單向對香港的依賴，以及這種想象連帶出來的優(yōu)越感。
隨著中國崛起，反而是香港對內地經濟依賴越來越多，香港人跟內地同胞接觸也越來越多，經過一段時間，香港人開始憂慮，覺得自己的制度、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可能不保。
還有，內地人才濟濟來香港發(fā)展，不可避免擠壓了一些香港人的發(fā)展空間。
對于國家崛起，香港人喜憂參半。
一方面產生了民族自豪感，一些過去有成見的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斷提高。但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憂慮，越來越怕來自內地的競爭，怕失去自己原有的優(yōu)勢，所以對自己的信心有所下降，同時對中央政府和內地同胞產生了一種抵觸情緒。
還有更重要的一點，是怕失去香港人的身份認同，這關系到什么是香港人的問題。
一路以來，有些香港人都認為自己是一種獨特的中國人。
獨特在哪呢？就是對內地同胞有一種很簡單、同一、典型化的看法，覺得內地同胞差不多都一樣。在這個過程中就夸大了香港優(yōu)越的方面，也夸大了內地同胞落后的方面。
比如說，內地同胞沒有拼搏精神，我們有拼搏精神；內地同胞過分依靠政府，我們講個人奮斗；內地同胞沒有法治，我們有法治；內地同胞沒有自由，我們有自由；內地同胞沒有公德心，我們有公德心……
這種對比的問題在哪呢？就是認為香港人之所以是香港人，是因為具備了一系列現代社會的特征，而這些很多來源于西方。所以，一部分香港人一方面跟內地同胞比，把自己當成另類的特別優(yōu)秀的中國人。
同時跟西方人比，用西方標準來建構自己的社會認同，這也突出了他相對于內地同胞的所謂自豪感。
（圖片來源：觀察者網）
香港人的西方身份認同跟殖民統(tǒng)治是連在一起的。英國對香港的管治一路以來都是懷柔政策，這使得香港和其他殖民地非常不同。
英國想在這個荒島上建立一個商埠，需要各方面的人來這里開發(fā)。所以使用比較文明的管治，通過法律手段建構一個穩(wěn)定的投資發(fā)展環(huán)境，吸引人來香港做生意、做勞工，特別是內地人。
因此，從一些香港人的角度來看，殖民統(tǒng)治不是一件難受的事。加之在英國統(tǒng)治下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商埠，吸收了很多來自西方的思想，香港人覺得殖民統(tǒng)治是西方向香港傳送價值觀的一個紐帶。
所以殖民政府在香港的認受性很大，是香港人習以為常、安身立命的一種統(tǒng)治。這也是一部分香港人抗拒回歸的原因，覺得殖民統(tǒng)治是好事，換一種統(tǒng)治還有不確定性。
香港人擔憂里怕原來的“好東西”保不住，而原來的“好東西”又跟殖民統(tǒng)治有關。為什么有些人回歸后很多年沒有提港英政府，最近兩三年卻突然緬懷殖民統(tǒng)治，有些年輕人還把港英時期的旗子拿出來飄揚一番？
（圖片來源：人民日報海外網）
一定程度上也是害怕失去原有的東西，失去他賴以感到自豪的“身份認同”。
在這種心態(tài)下，一部分香港人對內地同胞產生了抵觸情緒。同時又在媒體的報道下，將對內地同胞的抵觸情緒轉向中央政府。
3. 香港國民教育對于認同感的缺失
從經濟來看，回歸這些年來在中央的“惠港”政策下，在香港與內地經濟緊密聯系下，香港的發(fā)展是不錯的。
假如你回歸前在香港居住，現在的繁榮超乎當時想象。香港過去5年平均增長3%-4%，相對于西方發(fā)達國家是高的。而且就業(yè)情況理想，幾乎全民就業(yè)。
不過隨著時間推移，這些效果正在逐步減退。
香港人對經濟情況肯定也有不滿。第一是貧富懸殊，第二房價太高，第三年輕人就業(yè)和發(fā)展機會不比從前，第四就是在中國內地崛起的情況下，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下降，特別是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不足。
此外，兩地經濟合作帶來的好處沒能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中平均分配，而是集中在一些既得利益者——商界、金融界、旅游和高端服務提供者的手上。
但經濟層面的不滿并不是抗爭行動的主要原因，抗爭行動的核心不是經濟目標，是政治目標。
不少年輕人渴望通過爭取民主來改變社會經濟狀況，認為改變選舉辦法是一條出路。
有觀點認為，香港回歸后有一個必要的工作沒做，就是去殖民化教育。而且只講“兩制”，不講“一國”，造成香港人“我行我素”，對國家缺乏認同感。
其實從“一國兩制”的構思來說，就沒有一個明確的教育方面的要求?；旧?，你只要不搞顛覆內地政權的活動、不做危害國家利益的事情就可以。
回歸以來，在中央長時間“不干預”的情況下，香港的反對派得到了廣闊的政治空間，把他們那套觀念通過學校和媒體向香港人，特別是年輕人，進行宣傳，造成一部分港人對國家和中央政府的負面看法越來越多。
但在香港推動國民教育，要說服香港人也不容易。從他的角度來說，你明明允許我保持原來的政治立場的。
比較切合實際的目標有兩個。
第一，不要跟中央對抗，對抗對香港沒好處。
第二，增強歷史教育。要讓學生多了解一點中國古代歷史，這可以產生民族向心力。
現在最大的問題是，年輕人在學校、在社會上，特別是從媒體上，得到反對中央、丑化內地的信息還是不少。怎么把這種情況改變過來，應該說是一個長期的政治斗爭，需要用一些比較務實和有效的方法去逐步改變。
4. 西式民主不是香港的明智選擇
不少香港人認為，在原有的法治、自由、人權、廉政和善治的基礎上，民主政治能讓香港與西方世界完全接軌，特別是反對派和有“本土”、“港獨”意識的人，認為只有變成西方式民主國家，香港的前途才有保障。
并且他們認為，香港如果能在內地的民主化進程中起到先鋒作用，這是香港人的“歷史使命”。
（圖片來源：人民日報）
這是背離現實政治發(fā)展的觀點。
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教訓表明：這不可能是一個一帆風順的過程，國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價，能否“成功”也未可知。
內地一旦出現政局動蕩，香港能否經受得起沒有人能說得準，但香港人珍而重之的繁榮穩(wěn)定必將告吹。
早在回歸前多年鄧小平就說過，
“特別行政區(qū)是不是也會發(fā)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？難道就不會出現嗎？那個時候，北京過問不過問？……有些事情，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罵大陸，我們還是允許他罵，但是如果變成行動，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‘民主’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，怎么辦？那就非干預不行?！?/p>
最近的風暴，美國、英國都出來發(fā)聲，給予香港反對派道義上的支持。這代表什么？
從遏制中國這整個一盤棋來說，西方不是什么陰謀，而是陽謀。
香港回歸時，西方人說得很清楚，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，會逐步把中國跟西方拉近，使中國效仿西方發(fā)展模式，成為追隨者或附庸國。
但這么多年過去，中國沒有走親西方的路，中國崛起反而對西方模式構成挑戰(zhàn)。最近很多分析中美關系的書，美國的主流看法是，中國不會走西方的路。
一個崛起的中國在國際上影響力越來越大，更加維護自己的利益，蓄意改變現行國際秩序，挑戰(zhàn)美國霸權。特別是東海、南海爭端，中國想把美國從西太平洋趕出去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美國重返亞洲，建構美日軍事同盟，恢復和一些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合作，建立TPP……這些肯定都是要遏制中國。
所以整個來看，香港在西方對華政策中是什么角色？西方對香港究竟是什么盤算？值得留意和思考。
（香港示威活動中的洋教官 圖片來源：搜狐新聞）
是不是讓香港產生不穩(wěn)定因素，給國家?guī)砺闊?，削弱中國國力？同時使香港失去對臺灣的示范作用，拖慢中國統(tǒng)一的進程？又或是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在中國金融改革、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，成為威脅中國金融安全的地方？
5. 中央政府與反對派的政治角力
中央自始至終態(tài)度都很明確，特區(qū)政權不能由對抗中央的人來掌握。鄧小平說得很清楚，香港的事，必要時“中央就要干預”。
可是為什么過去30多年香港的反對派勢力發(fā)展到這么大？
這起因于英國政府的“光榮撤退”大計。
香港的反對派主要是公共服務、自由職業(yè)、媒體、教育、社會服務等行業(yè)的精英，他們受過高等教育，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。
作為新興力量，他們需要借助殖民政府開放政治空間在政治上冒起，所以希望英國政府在回歸前實施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。英國希望在香港建立完全自治的政治體制，從而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價值觀，以及延續(xù)英國的影響力，讓中國政府的權力徒具空文。
（圖片來源：觀察者網）
于是，他們扶持新的政治勢力，主要是認同西方政治理念的反對派，與他們結為“非神圣同盟”，共同對付中國政府、建制派和“愛國愛港”力量。
盡管在中國的反制下，英國不能完全按照他們的意愿落實“光榮撤退”大計，但卻為香港后來的管治和長遠發(fā)展制造了障礙，留下諸多后患。
盡管在英國離開后，反對派失去了“靠山”，但在部分香港人揮之不去的“恐共”情緒陰霾下，仍然具有相當的政治能量。相對于“愛國愛港”力量而言，在民意、輿論和選舉等方面仍占優(yōu)勢。
可這次不同了，他們錯誤估計了中央可能作出的強硬反應。過去兩年來，中央政府高調表明立場，認為這種情況非得扭轉不可。這肯定會引起香港人反彈，因為香港人已經習慣了反對派的說法。
（圖片來源：人民網）
最不幸的是，這種沖突隨著特首普選這一政權爭奪的過程出現，必然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。這種局面很不理想，但是這個坎兒恐怕繞不過去，只能慎重去面對，逐步把沖突一一化解，起碼約束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程度。
總的來說，很多問題都是過去幾年發(fā)生的，不是源于“一國兩制”，而是源于內地的變化、香港的變化，以及國際上的變化。但是從一國兩制的角度來看，必須面對這些變化，積極妥善把問題處理好，理順香港和內地的關系。
6. 香港不會成為動亂之都
香港本次風暴短期內對香港經濟造成嚴重傷害；若長期持續(xù)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國際信用評級都會受損，但香港不會成為動亂之都。
大部分香港人不熱衷于民主斗爭，主流民意希望保持繁榮穩(wěn)定。
這次示威活動風起云涌，但看過去數十年，雖然民主化和政改爭議鬧得沸沸揚揚，香港社會基本是安定的，經濟也取得了一定發(fā)展。香港，政治紛亂并沒有完全滲透到社會和經濟領域。
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，既然香港的繁榮、穩(wěn)定、自由、人權、法治、廉政、平等機會等“好東西”都來自威權型的殖民管治，則民主改革便不重要。
在對殖民管治頗為滿意的情況下，香港難以孕育反對力量和反對派領袖，民主運動縱然有規(guī)模也有限。
所以我們看到，回歸十幾年來，香港人民主訴求的升與降往往是實用或功利思想驅動的。當人們對時下一些社會經濟情況不滿、對特區(qū)政府的施政不認同、對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有意見……社會上要求民主的呼聲便會驟然響起，激烈的抗議行為也會突然爆發(fā)，但往往沖動過后便無以為繼。
當真的有人提出政制改革時，人們的熱情往往開始冷卻，無法支撐一場經久不息的運動。
為什么這次示威活動會被年輕人的激烈行動劫持，而主要的民主派政黨失去了領導力，反而被年輕人牽著鼻子走？
香港的抗爭行動越來越由年輕人主導，反而說明反對派的主要政黨失去了社會支持，其領導力被更激進的反對勢力所取代。而年輕人比較偏激，政治現實感不足，在情緒化的情況下容易引發(fā)更激烈的對抗行動，必然導致主流社會越來越不接受他們的行動。
根據政治學理論，當一個運動或行動出現年輕人主導和激烈化趨勢，就表示正在走向衰落。
一路以來香港人習慣了平靜的政治生活，不習慣沖突和對抗。香港是個商業(yè)社會，香港人總體來說很理性，注重穩(wěn)定與發(fā)展。當社會沖突超出一定范圍，演化為激烈對抗，人們會擔心破壞社會穩(wěn)定，影響經濟和民生，打擊投資者信心，損害香港與中央和內地的關系。
這個時候，主流民意會出現保守主義的反彈，對這種行為進行阻止。換句話說，香港社會具有自我調控能力，不會成為動亂之都。
（上周六，香港市民在添馬公園舉行“反暴力，救香港”集會，參加人數達47.6萬人次，圖片來源：搜狐新聞）
毋庸諱言，現在的情況不樂觀。但相比155年的殖民統(tǒng)治歷史，回歸22年只是很短的時間，我們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建立一種適當的中央和香港特區(qū)的關系、香港人與內地同胞的關系，以及香港內部不同力量之間的關系。
《香港社會的民主與管治》、《香港社會的政制改革》、《香港人的政治心態(tài)》
